中国纪录片的春天在哪里？
很久以来，纪录片在中国的电影院是没人疼的孩子，屡遭冷落，哪怕质量不错依旧逃不过炮灰的命运。也由于这个原因，很多片方都不愿意对外宣称自己的作品是“纪录片”，往往打着“纪实电影”的幌子，甚至直接否定了纪录片的属性，刻着剧情片的标签。
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优秀纪录片通过社交网络进入到观众的视线，有情有质的纪录电影似乎正逐渐走出被埋没的结局。问题是，有多少人愿意花钱去影院看纪录片呢？小编在准备这篇稿子时，原以为《我在故宫修文物》能凭借早先积累的人气在票房上实现逆袭，进而迎来纪录片的早春，可转眼一看，还是太高估纪录片的号召力了……
票房还在"吃低保"，较去年有一定进步
12月16日，虽然有《长城》这部巨无霸当道，两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和《生门》仍然选择在夹缝中寻求生机。就首周票房来看，前者384万后者63.5万的成绩可以用最近几天北方的天气来形容：蒙上了阴霾的寒冬。
三集TV版《我在故宫修文物》今年1月在央视首播，聚焦故宫文物修护师日常工作，其中所展现的工匠精神与精细之美吸引了大批粉丝，成为继《舌尖上的中国》后又一部大热纪录片。转战大银幕后观众却不怎买账，想让不愿付钱的电视观众掏钱走进电影院，真是任重道远。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两部纪录片的票房依旧处于吃低保阶层，但不得不说，已经从原先的衣不蔽体变成了捉襟见肘，算是有一点小进步了。在电影市场井喷的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累计突破400亿，其中国产影片票房收入237.2亿。在2015年，进入院线放映的原创纪录片共有8部，票房总计3150万元，在火爆的电影市场中，这一成绩显得有些寒酸。而在今年国内影市大范围遇冷的情况下，纪录片票房较2015年翻了一番，可看作是冬天里的一朵小小迎春花。
除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和《生门》外，《舌尖上的新年》和《我们诞生在中国》也曾在网络上掀起讨论热潮，这两部片子累计票房超过6700万。但《我们诞生在中国》累计票房6600万，而《舌尖上的新年》不足200万，暴露出纪录片市场还相当不成熟的局面，影片质量参差不齐、片目稀少，票房表现两极分化明显。
回顾近几年纪录片在大银幕的市场表现和号召力，不难发现，院线纪录片的生存相当艰难。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舌尖上的新年》在2016年大年初一上映，但排片率仅为0.44%，《旋风九日》虽然口碑不俗，但排片也只有可怜的4%。《我们诞生在中国》从最初的1.5%顽强抗争，终于在即将下线时达到20%，实现强势逆袭，已经算是一个奇迹。《喜马拉雅天梯》靠着题材优势，明星推广口碑营销获得了1153万票房，表现可圈可点。但这部片子投资高达1300万，仍然是赔本赚吆喝。
政策扶持 · 纪录片发展有了后盾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纪录片的关注都远不如更具娱乐性的电视剧、综艺以及商业电影，但优质纪录片的社会意义却远超于其他。目前，国内纪录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观众少、市场不成熟、版权保护不利、专业人才匮乏、优秀作品不多。为了让纪录片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改变观众对纪录片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官方还是独立组织，都在做出努力。
总局近些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扶植政策，主要以电视平台为突破口，扩大播出需求。从2014年起，北京纪实频道、上海纪实频道正式推出，与央视纪录频道形成三家上星频道的新格局。同时，规定每个上星频道每天播出30分钟国产纪录片。在网络方面，以中国纪录片网为平台，为观众提供中国梦相关短片免费下载。此外，每年提供1000万的资金扶持，用于纪录片项目的补助、贷款贴息、保费补贴、税费减免等。2015年，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对11类63个优秀作品、人才、栏目和机构等进行表彰和奖励，包括《喜马拉雅天梯》、《第三极》等广受好评的片子在列
陈坤“山下纪录片实验室”
除了官方的政策扶持，一些非官方的组织机构和个人也在为推动纪录片的发展做出努力。2016年，演员陈坤联合First青年影展发起“山下纪录片实验室”，其中包括“First影展最佳纪录片特设奖金”和“山下纪录片专项基金计划”两部分。陈坤将每年出资50万人民币用于扶持独立纪录片创作。而First影展则借助自身的平台资源，搭建更多国际机构及电影节合作渠道，提供纪录片工作坊及国际纪录片发行资源。2016年4月，国内首个纪录片小镇落户苏州东山，将举办纪录片培训、大学生纪录片大赛、提案大会等一系列活动，并建设纪录片大师工作坊、主题客栈、纪录片院线等，为纪录片人才提供平台。
内容创新 · 甩掉“说教”的刻板印象
当然，要想让纪录电影真正走进春天，光靠电视、网络免费播放肯定是不够的，怎样吸引观众买票去电影院才是重点，有了票房收入才能更好的推动纪录片市场的发展，否则投入再多也只是个花钱打水漂的活，没人肯做。
国内纪录片往往给人留下严肃、说教、无趣的刻板印象，为了更贴合市场，院线纪录片也在不断创新表现手法尝试让片子更加“好看”：
以《归途列车》为例，从全民关注的“春运”问题切入，以一个小镇家庭为视角展现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其中所展现的戏剧性故事以及尖锐的亲子关系都非常具有冲击力；
《我就是我》则聚焦知名选秀节目《快乐男生》，以参加2013年《快乐男生》的选手为主人公，记录这些选手的选秀生活。2014年，这部电影上映时，很多当年的选手已经成为拥有万千粉丝的新偶像，在粉丝电影红火的时代，这些偶像的出镜也为电影增添了不少关注度和关注度；
哪怕是史实纪录片也不一定非要严肃
史实纪录片《旋风九日》展现了邓小平访美的历史时刻，除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外，片中还加入了很多动画，让观众眼前一亮。在纪录片中融合多种媒介的创作方式，以前卫大胆著称的麦克·摩尔在2002年拍摄的《科伦拜恩的保龄》已有尝试，而一向以严肃庄重著称的历史题材作品能够采用这种创作方式，算得上是可贵的突破；
《我们诞生在中国》则邀请陆川执导筒，请来一线大腕周迅配音，透过画外音为观众讲述几个动物家族中的亲情故事，趣味性十足。这种故事化的叙事尝试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使得《我们诞生在中国》在排片不利的前提下通过口碑营销成功逆袭。
可见，院线纪录片的这些商业化尝试已经渐渐打动了市场，四平八稳的纯“纪录”已经行不通，还需电影人想出新招来吸引人。
业内展望， 革命刚刚开始 同志仍须努力
虽然，纪录片在电影院很多时候都是赔本赚吆喝，但《旋风九日》、《喜马拉雅天梯》、《我们诞生在中国》这种口碑突出，票房又有所突破的作品还是给纪录片行业带来希望之光。
2011年《海洋》在国内公映之际，导演贾樟柯就表示，中国观众还没有形成买票进影院看纪录片的习惯。对于纪录片市场，《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萧寒则表示自己在意的不是票房，而是有多少人真正地能够关注纪录片，让纪录片走进院线。在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刘嘉看来，纪录片的市场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有耐心。
在今年7月举办的首届“白鹿原”国际纪录电影季活动中，针对纪录片的宣传推广问题，中国纪录片网的负责人张延利希望借鉴电影化和社交化的沟通宣传方式。
回顾过往不难发现，中国电影市场火爆也不到十年时间，纪录片作为小众中的小众，在大银幕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影片市场价值的探索还是观众群体的培养都还需时日。革命才刚刚开始，希望或许就在不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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